中新浙江网4月30日电 从毒奶粉到感染官员咋是同一人

　　毛颖颖

　　一起已造成1520名儿童感染、20名儿童死亡的肠道病毒感染事件，在安徽阜阳捂了1个多月才得以真相大白。而此前(4月15日)当地政府“辟谣”称：仅“几名”婴幼儿因患呼吸道疾病夭折，且不存在传染。

　　直至昨日，当地政府仍否认通报疫情迟缓。

　　人祸之害往往甚于天灾，面对20条小生命的离开，不知多少人会发出“又是阜阳、又是孩子、又拿谎言以辟谣言”的哀叹。人们都还记得，4年前同样发生在阜阳，由劣质“毒奶粉”造成的13名婴儿夭折、近200名婴儿浮肿的“大头娃娃”事件。据说从发现“毒奶粉”(2003年1月)到清理展开，有关部门足足“反应”了大半年，而直到央视曝光了“大头娃娃”们惨不忍睹的画面(2004年4月)，主管卫生的副市长杜长平还表示自己处于“不知情”状态。

　　一样的拖、一样的瞒，今天的感染事件宛如毒奶粉事件的扩大版，而更令公众难以接受的是如下发现：主管卫生工作的，竟还是因“毒奶粉”而犯众怒的官员。

　　记得“毒奶粉”曝光后，杜长平表示自己“很自责”、“很痛心”，但“如果人民群众还能信任我在这个岗位上，我不想引咎辞职，我还想继续干下去，找到了工作的薄弱环节和缺点是为了改正，是为了加强卫生工作”。一晃4年，“不下课”、“接着干”的辩解犹在耳边，行政记过后仍主管卫生的杜市长能否替有关部门回答一下“改正”之处如何体现？

　　没有责，根本就无所谓权，但凡影响恶劣的重大事件，对政府公信力都是巨大伤害，严重失职的官员如何处理是公众瞩目的焦点。问题官员言之凿凿或痛哭流涕没有任何意义，关键是他们的去留与复出必须有合理的说法、可靠的程序。如果对官员的问责不及时、不公正、不彻底，何谈什么前车之鉴、吸取教训，问题官员只会对舆论指责产生越来越强的“抗药性”。

　　官员问责制度不仅是管理官员的手段，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效地执行，获得人民群众真正的信任。虽然《公务员法》与《党政领导干部选拔条例》都有引咎辞职、责令辞职的条款，但官员引咎辞职相当罕见，往往是在多方尤其是“上面”的压力下，才会有无可奈何的辞职出现。可这个“咎”怎么算、一把手和副手由谁引咎、引咎之后还能不能上台、什么情况下才能继续当官依旧处于模糊状态。即使部分官员遭就地罢免，也常有甲地出事、调乙地任职，上半年“下课”，风声过后下半年再复职的怪事出来。近日“黑砖窑事件”中被撤官员段春霞未及一年即蹊跷复出就曾激起公众对官员问责难道徒有其表的愤慨。

　　官员问责不能是“猴皮筋”可长可短，更不能是避舆论风头的短期交代。作为今年政府制度建设五项重点工作之一的行政问责制只有从严、从实、从快，才能加大官员失职的风险，将下一次悲剧扼杀在萌芽状态。

责任编辑：沈洁